开云体育体制评奖主要关注建设项目的级别、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大多有宏大叙事倾向，明星评奖则较多关注基于西方当代本体建筑观基础上的自我指涉，多为本体特征鲜明的小建筑。体制评奖在学术界（尤其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自2000年起逐渐式微，但一些国家、地方政府大项目的持续出台所带来的市场吸引力，以及强势的行政话语权，使得其在实践界中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明星评奖在学术界（尤其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由于其话语体系基本舶来自西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常应对乏力，因而对实践界的影响始终有限。
体制与明星两套系统，早期在学术观念、实践方式上的确有不少差异，但近几年却有融合趋势。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建筑界是中国极易受宏观调控影响、最市场化、对外开放最彻底的行业之一，因而体制与明星两套系统会共同承受中国建筑大环境的动荡不定，以及进入中国的西方建筑师所带来的竞争压力[1]（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重要城市的重要建筑，有超过70%为外方建筑师设计。——引自：张俊杰．引领需求共生共赢[R]．苏州：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2019.5）等原因外，也有受到明星系统影响的年轻一代逐步成长进入体制掌握了话语权，以及国进民退背景下，明星建筑师独立（民营）事务所无论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被（庙堂）认可”的需求。
除此之外，近年来另有四个直接影响建筑界的重大事件发生：（1）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举国大建设高速增量时代，到21世纪头十年中后期，逐步进入速度放缓、精雕细琢的存量时代；（2）国家从2005年开始，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一体化；（3）2017年年底，住建部开始推进建筑师负责制；（4）2010年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
内外变化催生出建筑界一系列新现象：（1）新建项目数量减少、规模缩小，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增多，建筑师开始深入城乡基层，进行融合了社区建设内涵的城乡更新项目；（2）巨大政策投资连同各类资本进入乡村，吸引建筑师纷纷涌往广阔天地，甚至一些人带资开设融合了“诗与远方”想象的民宿；（3）建筑师长期习惯的乙方工作状态需要拓展，除了聚焦设计本身外，分析业主性质、项目内容策划、过程控制，一直到后续运营、使用后评估，也都要纳入专业视野；（4）移动互联网催生出大众对建筑文化的消费需求，一些过去被忽视的大众趣味，在今天社会价值观碎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被“赋能”显现，出现了一批超出正统建筑精英视野的网红建筑和网红建筑师[2]（参见：范文兵．互联网时代中国建筑媒体的四种现象[J]．时代建筑，2019（2）：46-47.）。
正是在上述中国建筑界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新现象纷纷涌现的背景下，我听到FA青年建筑师奖的设想，内心一半儿是担心，一半儿是兴奋。
担心的是，现在各种名头、夹带或明或暗利益诉求的设计奖项实在太多，一个偏重挖掘中国本土青年建筑师的奖项，能否保持独立、公正、高水准的学术立场，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我不太有把握。兴奋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学术界与实践界的主流话语模式，从表面上看，与西方建筑界——外部环境日渐失去活力，内部日益自我封闭且专业雄心减弱——的确越来越接轨，但与中国社会现实——内外环境始终大起大伏，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的传统建筑观念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似乎越来越隔绝，主要表现为两种现象：（1）“媚雅”：学术界一些人士只顾追随国际潮流而罔顾本乡本土真实问题，论文越来越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现实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2）“媚俗”：实践界一些人士缺乏基本专业价值观与专业立场，完全沦为行政或商业权力的被动工具。因此，亟需新的人才类型与新的评价视野带来突破。
我与该奖发起人，围绕奖项吸引力、公信力，对专业传统价值观的突破、鼓励年轻人多样化发展等议题，以及评奖流程、评委选择等方面有过交流。同时，作为主任评委，我也一直密切关注整个评审进程。最后的评奖结果令我欣喜，不仅让一批直面中国现实、勇于探索的优秀青年建筑师脱颖而出，不同领域、地区评委之间的交流，也帮助我们将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的发展，放到一个更加真实、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
评选结果呈现出三个特征：（1）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视野中的优秀青年建筑师有超过90%参赛，还出现了很多专业主流视野之外的新人，大家参赛热情之高足以说明今天青年建筑师急需展示平台；（2）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与公正性——来自不同地区（大陆各省、港、台）、不同领域（学术界、实践界多宝体育、媒体业、房地产界）、不同专业（建筑、城市、室内、艺术等）的主任评委，在前四十、前十二入围建筑师的提名上颇为集中，说明高质量作品完全可以做到跨越界限得到公认；（3）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设计手法中学院派（渊源自欧、美/英、日）最多，作品类型中乡村建设、旧建筑改造最多，这是由教育与实践的时代性所决定，正如我们年轻时（1990-2010年代），如果有今天这个评审机制与视野，一定是熟练操作形态组合关系的人最多，房地产项目最多。
下面，我将十二位入围建筑师的作品分为社会派、学院派、设计（大）院派三个类别进行分析，希望找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设计问题类型及创作模式，以期能为今天奋斗在此时此地的同行，找到些规律方法可循，提炼出共同困境去破。社会派与学院派，主要是以作品关注的专业议题与设计策略的差异进行划分，而设计（大）院类别，则是从当下中国从业量人数最多、产值最高的设计机构如何影响其雇员创作的角度展开分析。
拿青年建筑师社会派作品与前辈相关作品——如黄声远的宜兰实践、谢英俊的“非整体工业化轻钢结构生产体系”[3]（参见：张雨薇，范文兵．在地的建筑：乡村营造的几种路径分析[J]．建筑与文化，2019（1））、都市实践（URBANUS）的土楼公舍、俞挺的八分园等——做一对照可以发现：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超越简单满足功能，在创作作品的同时，尝试用设计解决现实中多种复杂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前辈社会派作品通常会采用已有设计语汇解决问题，而青年一代则试图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视为创造新专业语汇的机会。
青年建筑师们除了具备“社区建筑师”关注具体使用者的人文社会视野外，还会更加广阔、灵活地深入到当下复杂、鲜活的多维度日常生活之中[4]（参见：王骏阳．日常：建筑学的一个“零度”议题（上、下）[J]．建筑学报，2016（10）、（11）），关注建筑作为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将设计行为向前、向后进行扩展，将中国城乡政治、经济、人居等方面的多种现实逻辑与独特现象融于设计之中。此类作品在体现出更多的“陌生性”和野性光彩[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16）的同时，也必然面临“雅与俗”、“本体与外延”等议题的争论。
1 王求安：务实（pragmatic）控制过程（Process），寻求乡野中国的野生专业语汇
出生乡野、卖房自学建筑、没有名校经历的他，是此次评奖中的一匹黑马。起初阅读他的报奖材料（图像+文字），我的基本印象是政治正确，但专业上新东西似乎不多。直到路演答辩会当天，听他现场讲解了很多设计的详细过程，以及相应的设计呈现后，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他非常懂得中国乡村各级体制运作及村民心理模式，踏实周详、点穴到位、方法精准地推动着不同地域的美丽乡村建设。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前期做长时间调研；和当地工人师傅合作，雇其为驻场监工；与固定施工队长期合作；全产业、全过程考量、把控设计；充分了解各地体制运作模式，主动与其做良性互动；充分了解各地村情，将不同尺度的设计手段，作为调节百姓复杂矛盾的方法。他的改造因为切中乡野中国实际，因而如星星之火般迅速扩展，但他并没有商业化、政治化地把这个事情仅仅变成一门“好生意”、“好政策”，而是始终保持了高水准专业追求，努力在过程中创造融合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需求的新的“野生专业语汇”。那个被乡亲们称为“”的设计，我印象尤为深刻（图1），让我看到了一直想要寻找的融合了中国社会对建筑“器”[6]（在中国传统与现实之中，大部分业主与一般公众一直是把建筑当作“器”来看待的，即建筑是用于某个具体使用目的的物件儿，人们会比较关注建筑因外在他者而存在的价值，或使用目的，或象征意义……，其本体价值微乎其微）的传统观念（行政对宏大业绩的需求，百姓对实惠、面子的需求）和当代建筑学对本体品质需求的某种结合。《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洞庭渔村》，是他准备出的乡村建设系列专著中的第一本，以此反观他的实践，更能察觉出其中的专业思考（图2）。
2 袁媛/李伟（小写建筑）：平视日常生活（Daily life），有根有据创造
最早是在古德网上看到他们的菜市场设计，在网络每日层出不穷的新作中，我的确为之眼睛一亮、心里一动。从作品中，能清晰感受到设计者对中国最普通、最广大百姓日常生活的尊重，不居高临下，不清高自恋，细心体察不同使用者具体而微的“使用（use）”方式，然后用细致的设计思考（能感受到一种女性的细腻）予以满足。在建造方式、造价控制上，采用了最廉价、朴实、简易的模式，这非常符合中国最大量基层地区的建造现实。虽然有一些略显学生气的手法，但整体而言，仍然有着很高的专业质量，举重若轻地综合解决了功能、造价、基地特性、空间体验、形态塑造等多方需求。由于我认为该作品的基石是“使用”，使用后评估非常重要，比如如何清理中国特有的市场垃圾，那个门口有顶的广场是否真能创造出老百姓聊天、八卦场所，因此，我还通过古德网，向当时完全不了解其背景的设计者索取线）。在路演答辩会那天，他们显然不太习惯专业大咖云集的场合，因而被评委问得有些紧张，但他们答辩中的一个思考环节，我觉得，对今天所有中国建筑师都有着重大意义：他们对中国乡镇里最常见，但也最易被精英视为土气因而被忽视的廉价轻钢屋顶加建现象，进行了严谨的类型学分析，以及设计与建构方法的提炼，并切实转换进自己的设计当中[7]［研究日常生活（人的活动模式、产权模式、社会价值观等）并进行设计转换，较早开始并具有影响力的是日本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以东京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与设计。当下中国建筑界中也有类似研究，如建筑师张斌（对上海工人新村的系列研究）、学者王骏阳（《日常：建筑学的一个“零度”议题》）、教师王方戟（《小菜场上的家》设计教学系列），但转化为设计现实成果的还不多见］。（图4）
（图5），也可以是基于新媒体特点的高流量传媒产品（图6）。同时，又能恰当把握产品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度，让产品具备鲜明的建筑学品质。这提示我们一条如何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视建筑为’器’”观念的建筑学策略，而其中，“产品被消费VS作品被体验”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论的议题。
他的设计在众多乡建作品中特点鲜明：不是“外来飞地”诗与远方的唯美形态/空间与小资功能设置，不是自上而下美丽乡村运动中容易出现的“集体忽视个体”、“书面口号遮蔽乡间事实”。他对乡村环境了然于心，知道从哪个方向下手可以事半功倍。他的设计有一种中国当代乡村的朴实诗意，不是居高临下文人眼里的诗情画意、玄幻电影里的“想象中国”，而是土生土长的孩子基于真实肉身经历，基于真实“仪式性事件（event）”发生的诗意，不精雕细琢，但直接、实用、贴心、贴肉。
有人说这不是“建筑学”，但以我之见，这还真就是我们的本土建筑学——规模无论大小，处理对象无论物理实体，还是景观，抑或或事件谋划，只要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用设计行为进行统领解决的事儿，就是我们本土建筑学应当做的事儿。如果有机会交流，我会问他如下问题：土地庙的设计费谁给的？够不够事务所的基本运转？如果是政府给的，那么该如何变换可以被体制认可的仪式性事件名称呢？
（图7）这些乡村设计的日常管理、维护是怎样的？经过一段使用后还会那么诗意吗？（图8）
（图9）。在设计概念部分，有着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性的高度敏感，并有意识拓展中国建筑师的职业控制领域（前端参与策划，后端介入运作），这一尝试必然会面临“建筑师可控制领域如何界定，建筑学可发挥作用的界线在哪里”的质疑。在一次访谈中，他一再强调，他还是那种“传统的建筑师”，并在建筑的使用中始终秉持着建筑师希望赋予城市“公共性”的价值追求，这一声明让我清晰体会到，他接受的精英（正统）建筑学教育和中国建筑市场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图10）。
一条是从“中国固有式”、“中而新”一路走来[8]（参见：范文兵．路易·康和他的中国同学们[J]．建筑师，2008（2）），如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冯纪忠的方塔园、王澍的中国美院等；一条是试图与西方当代建筑学同步发展，如以大舍的龙美术馆为代表的一批中生代明星建筑师作品。年轻建筑师们的学院派作品，有着更加全面的中西融合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做基础，普遍是在与西方潮流同步中寻找个人化表达，即使有关注中西对比的，也多会放在第二位考虑。在这样一个舶自西方、学术议题清晰（形态、空间、建构、基地、概念）的学院派框架内，作为独立个体所探讨的专业议题的先锋性，与作为被西方主流以“批判地域主义”[9]［美国建筑史家和理论家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其名作《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种对抗性建筑之六要点》中提出的观点。“地域性”在中国现代建筑中的发展演变，参见：赖德霖．地域性：中国现代建筑中一个作为抵抗策略德议题和关键词[J]．新建筑，2019（3）］视野归入“他者”集体中的一员所应具备的某种角色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冲突[10]（参见：范文兵．内、外之间——从国际建筑学版图现状看王澍及中国建筑设计[J]．建筑师，2013（2））。这一冲突，在学习时表现不出来，反倒因为学院派学术框架与方法的清晰完整、传承有序，优秀学生能很快上手，但随着他们的不断成熟，冲突会越来越明显，每个人似乎都不得不在继承与创新、个体与集体之间进行选择，清晰定位。
他是名校中的学霸，一路被众多师友视为“大师”成长，出国作业集曾被奉为好几届中国学生的范本。他在作品中呈现的专业感悟力，高出很多同龄人一个段位。当很多同龄人还在各种“(视觉)图像”层次模仿时，他已抵达“建构、细节”、“氛围感知”层次的参考、融汇。当然，和同龄人的学院派作品一样，很多地方都能辨析出参考源头，这其实是舶来自西方的学院派精英建筑学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他直接受教于中外名校、名师，博览中外名著、名作，与国外同行同台交流与竞技，有着强烈的“学院精英气”，这导致他的作品有一种超出其年龄的早熟气质。他的专业能力与专业投入，以及对建筑精致品质的追求与实现能力，无疑是超群的，各种精英趣味的风格、手法都能运用得当，但他究竟是谁？他究竟喜欢什么？他的困惑究竟是什么？他会反叛、突破什么？………尚需时日酝酿，我充满信心地等待着爆发！
他通晓由2000年代崛起的明星建筑师开拓出的中国当代建筑学的主流品味，熟练掌握（中国）当代本体建筑学关注的一些基本议题与做法，如形态比例优雅、空间品质内敛、建构真实呈现等。从建成图像上看，建造控制与概念之间的完成平衡度控制得相当不错，尤其空间、形态的控制非常完美、漂亮。在中国的建造背景下，这其中一定耗费了设计师不少心血。我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他的完美空间/形态是如何与其中的技术（结构、水、电、暖）创新进行完美结合的，以及在不完美的建造现实与完美的空间/形态追求之间，他能否找到更深刻、更线）
这一代香港本土青年建筑师与前辈相比，做大项目的机会少了很多：一方面很难像前辈们那样，借助大陆大建设时期，利用香港与内地在国际信息获取上的差异而得到机会；一方面香港早已进入“存量化”时期，不多的大项目又偏重大公司、外国设计师，机会愈发稀少（香港参赛者几乎都是室内设计师）。青年建筑师们不得不接受大都市存量建设背景下雄心很难施展，只能精雕细琢的状态。LAAB的作品基本都是高密度背景下与市井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尺度设计，以“大设计”观念打破室内设计、家具设计与建筑设计的界线，思考密度很高，细节精细、得体，使用可能性多样，材料选择紧跟潮流，对最新建造设备和手段，保持高度敏感。星光大道海边档集中体现了前述特征：缓慢变动的形态、位置选择与功能设置，表达出一种结合了功能、尺度、材料、基地、经济、机械性能于一体的大设计的理性诗意
在几名台湾地区参赛者中，我推选的不是他，而是一名符合我心目中“台湾特征”的建筑师。那位建筑师改造一座旧屋之后，依然保有一种破烂感觉，与大陆目前的改造形成鲜明对比。大陆的改造都很用力，基本是用“整体艺术”的观念在做，除了不得不保留的结构体，其它几乎都要重新来过。那位建筑师塑造的破烂感觉，和我屡次去台湾后的感受非常一致，即一种多种复杂元素的叠加，谁都不覆盖谁，谁都能留下些痕迹，这种“都保留”的感觉，结果可能是和谐共处，也可能是非法与合法混搭，还可能是立场虚无的多元主义。
沈先生入围十二后，我又重新仔细看了他的报送方案，得到如下感受。首先，他的形态与建构感觉非常精细、优雅，空间氛围有诗意，细节之处（尤其结构、材料）有诸多极限化追求，带有强烈的“当代艺术”感
。与大陆同样带有强烈“建筑艺术”特征的龙美术馆做一对照，又映衬出他的作品具有另一种鲜明的“台湾特征”，即所谓不怀宏愿、专注小确幸，关注小细节（局部），整体控制柔软。（图18）
他努力尝试运用传统造园的方法做“现代背景下的园林”，但非常明显地，不得不受到当下中国建造现实的各种制约，比如业主状况、基地属性、建造材料、建造方式、成本控制等。这些制约产生的矛盾呈现出一种内在张力，当他意识到这一张力并进行主动应对时，一些有质量的原创设计就会产生，反之，则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附会古人、情境主义式营造舞美的陷阱之中。
设计（大）院（含大、中型设计公司）前辈中拥有“大师”称号的人很多，获得体制奖项的也不少，但像程泰宁、崔恺这样靠作品引起专业界普遍关注的人数，相对其从业人数总量来说，明显偏少。近几年，设计（大）院也试图通过设立设计师工作室改变这一状况，效果有待观察。
此次参加FA奖的设计（大）院青年才俊为数不少，但获奖比例偏低，我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因而设计控制力度偏弱，设计的“作品性”不强，“学术性”偏浅；（2）设计手法主要体现在图像（形态）、体量、空间的大关系层面，一旦进入建构、（身体）尺度等中、微层面，多为标准图集公式做法或产品商行货，建筑本体的个性化魅力大打折扣；（3）设计院体制需要设计师成为可以操控多类型项目、多种类业主、创造尽可能多产值的多面手，想在这样的多样化作品中呈现出基于设计师专业价值观及个人性的连贯特色即“作者性”，会比较困难。
他的工作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城市为基础，有非常高职业化水平的表现，设计构思清晰，形态、施工、尺度感有着“浙（江）式”特有的精致，材料选择既跟得上潮流又很稳多宝体育，不轻佻。但这些以我之见，还不足以让他入围十二多宝体育，因为类似的，通过设计想法控制大关系、建造（建构）层面精细、工业化程度高、优质产品感远远强过个人作品感的成熟设计师虽不多，但也不少见。而他以乡村为主要基地的多样化设计实践，则体现出较强的“作品创作”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平衡，呈现出既能创造易于中国大众理解、基于“江南诗情画意形态”联想的美丽乡村
，也能在技术层面寻找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与地域手工艺的结合（图22）。其中如何平衡中国大众喜欢的具象与当代建筑学擅长的抽象，是一条值得探索、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路径：能不能直接从画来创作作品，至少他告诉我们，可行。
作为入围十二人中的最年轻者，他无疑是中国培养的建筑学优秀学生中的突出代表。他的教堂让除我之外的终审评委都很惊艳，而我觉得，图形感强过空间感，但造出来，并且是高品质地造出来，我就会毫不犹豫投他一票。
我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系主任Gisela Löhlein路演答辩会那天恰好坐在一起，她谈到在欧洲乡间，历史与今天造教堂是非常不同的，而林的教堂给她感觉很“old”。我也有类似感受，在今天中国乡间做基督教堂，恐怕不只是通过光线、比例、空间氛围………这些纯“（古典）西式教堂感觉的”的东西来完成吧？
他参赛的两个作品呈现完全迥异的两个状态，以至于我们在终审时觉得有必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另一个建筑是否为他主持
。迥异感受不是来自规模和具体手法的差异，因为对一名30出头的年轻建筑师谈设计手法要定型的确太早，而是来自个人化特征的断裂，因为设计思维、专业价值观，乃至非专业的一些价值观（社会的、经济的、人生的、文化的、历史的…）是否有个人化的倾向性特征，在这个年龄，其实已经不早了，而这些，也的确是中国培养的建筑学优秀学生普遍缺乏的。他们一直在学技法，在靠（专业感）天份、勤奋，拿高分、赢竞赛，但个人性特征似乎并没有进行有意识培养。终评路演时我看到了一幕令我欣喜的细节，他在PPT演讲时，反思他早期一个竞赛获奖作品不太契合当地现实，并寻找原因……以反思为基础的个人性培养，开始了。
任何一个专业的发展，必然是新一代逐渐取代老一代。有无关专业发展的自然年龄生理式取代，有专业继承性的渐进式取代，有专业变革性的突变式取代。回顾自1920年代建筑学进入中国近百年的建筑设计更新换代，老中青几代人其实基本都是在追赶西方潮流中通过“补课”进行迭代。年轻一代往往借助眼明手快及吸收途径的日益多样、便捷，通过“学的快、学的新”方式登场。而今进入信息时代，中国近四十年积累下的一手建设经验与教训已然举世无双，无论中国问题应当以“普世化”还是“特殊化”看待，无论“专业迭代”目的是为了“建设祖国”还是为了“促进纯学术发展”
，“创造”而不是习惯性地沉湎于“补课”，都是今天年轻的中国建筑师（包括中年建筑师）需要去完成的使命！而真正有价值的创造，一定是以强大而深刻的专业雄心作为前提。所谓
，是指通过补课在业已熟悉“（西方）专业套路”的基础上，要始终有意识、有勇气、有独特方法、有专业思考深度、有足够力度地去打破套路。我们今天很多设计方面的讨论，花费了太多精力在争论“补课”是否标准、全面。这些争论，放在设计教学以及大部分普通实践建筑师的反思里，很正常，也是必须要做好的事儿。但放在学术探索层面以及优秀建筑师那里，就不应占有如此高比例。补课思路在设计层面做得再好，最多做到“课本（教材）”级别，即对一种规则的提炼与复述，此种思路下设计做得好与不好的差别，往往会沦为品味（Taste）谁高谁低、招式是否正宗。重补课、轻创造的思路在中国设计领域如此蔓延，有很多原因：
（1）方法论层面，我以为是“设计师的创造式研究”与“（历史理论）学者的论证式研究”没有拉开明确距离，设计师的研究完全可以是创造性、个人化、充满想象力地解读，乃至误读，而（历史理论）学者的研究多宝体育，则要求严谨求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2）历史层面，大家已经习惯了近百年的以西方为师，养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3）文化多宝体育、体制层面，由于建筑设计的工匠特性，让资历、经验占有很重份量，而其中的创造特性探索，常常要过很久才能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技法与实际回报，还会有相当比例以失败告终，这在看重付出回报比、非常务实的传统文化环境里，以及对未知始终保持警惕的体制环境里，均会消极对待。
青年建筑师应当对当下国内设计领域的各种主流话语保持足够清醒，分清哪些是补课、哪些是创造，以及对自己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价值。从建筑史上看，有很多可供参考的专业雄心案例
。个体化案例如：筱原一男在1960年代日本新陈代谢派呈主流之中，以独行侠的状态保持距离，认为“应该对既有的工作制度、工作习惯提出挑战与质疑。建筑师应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并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探索状态，深刻影响了一批日本建筑师；库哈斯1978年出版《Delirious New York》，对大都市、摩天楼、拥挤文化展开创造性解读，直到几十年后仍持续发酵影响他的功能设计（programming）、剖面理念；王澍从1980年代学生时期开始对传统中国进行想象性解读，直到2000年代才有机会落实到具体设计。集体化案例如：1920-30年代的苏维埃构成主义，1960-70年代的英国建筑电讯派（Archigram），1960-70年代意大利的超级工作室（Super Studio），1960-70年代日本的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它们的影响都延绵至今。库哈斯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描述日本新陈代谢派的书《Project Japan:Metabolism Talks…》，并在纽约MOMA做了展览。他在展览前言里说到：“此流派之后，建筑界似乎再没有出现能够改变建筑学的、以‘畅想’为基础的建筑与城市运动了。”
我对这段线）他所说的建筑界，其实是指整个行业状态不景气业已多年的西方建筑界，因为建造活动不多，建筑与城市运动自然也就失去活力；（2）建筑学与城市学，已经很难再从“狭隘”的专业内部，生发出可以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及专业等多重因素，借助畅想，对未来有所判断并能引起共鸣，甚至带动设计实践乃至社会实践的思潮了。而这两点反观到国内建筑界，恰恰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1）我们积累了如此巨大的建设量，专业界内外有那么多关于建筑与城市的活动，之所以产生不了“有（建筑学）价值”的活动，原因不正在于我们缺乏雄心、缺乏创造、沉湎于“（接轨）补课”吗？（2）中国传统上视建筑为“器”的观念，本就不同于西式本体建筑学的观念，学科边界的打破、组合，一直很自然地发生在我们的传统建造活动之中，而这不正是一个为建筑学创造本土贡献的机会吗？
任何一个年代、地区的青年建筑师，都需要业界前辈与体制（行业协会）的扶持，尤其对想要独立开业的青年建筑师。不同国家地区的扶持路径非常多样，这也往往决定了各自的建筑水平与未来走向。
，从1960年代开始，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若想独立开业，往往会选择全职或兼职在大学教书，通过教学、拿青年建筑师奖、做装置等方式，逐渐成熟，并用教书的薪水支持开业初期起步的困境，简称Architect Teacher。在西班牙，建筑师协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制定出一整套培养青年建筑师的方法，涉及教育、职业资格认证、招标落地等多个方面，给予青年建筑师平等参与招标的机会，甚至专门为青年人举办实际工程招标。在芬兰，国家人数少，重要的本土项目都要招标竞赛，由于语言限制主要也是芬兰人参加，对业内全是熟人社会师承关系的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公开、平等。在德国，类似于1964年GMP执业第一年就中标机场大项目进而一帆风顺的故事已经不大可能复制，年轻人大多是从改造、内装起步，参加竞赛，一般也是从赢得一个小住宅开始，然后逐步进阶到学校、集体住宅等。在法国，年轻人主要靠参加Europan等竞赛获得业务，以及明星建筑师的提携，各种人脉政治（政党）关系也起到不小作用。在日本，青年建筑师主要通过真实工程招标竞赛，中标一个基本就能打响，保持信誉和品质就能基本站住脚，（圈子）人脉关系在论资排辈的日本对青年建筑师反倒可能是不利因素。在中国
，目前最具影响力、生产力的一批中年明星建筑师（大多分布在独立事务所、学校），主要是通过竞赛、展览类事件脱颖而出，其中包括：1980-1990年代，《建筑师》杂志不定期举办的大学生竞赛；1999年，“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北京，策展人王明贤）；2001年，“土木：中国的年轻建筑展览现场”（柏林AEDES展厅，策展人Eduard Kögel）；2003、2007年，上海市勘察设计协会和建筑时报社联合举办的“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2007年，“40位小于40岁的华人建筑设计师作品展”(上海，策展人冯国安)。这批建筑师在前三十年大建设时期抓住机遇，不断造出实体作品，并通过与专业期刊的长期互动，逐渐确立其明星地位。《时代建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通过不断发表、评介这批青年建筑师的作品，组织相关交流活动，起到了长时间培育作用，帮助建筑师保持持续的曝光度和推出作品的动力。随着近几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竞赛、展览层出不穷，但能够真正推出青年建筑师成名的，反倒并不多见，零星冒出的优秀青年建筑师，更多地是靠名校人脉及网红效应。如何让他们保持可持续性良性发展，在网络碎片化导致纸质期刊作用日渐式微以及专业关注兴趣快速转移的背景下，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方式。以本人所在的上海看，一批中年明星建筑师长期以来主动利用各自人脉对青年建筑师进行全力提携，但这基本属于个体行为，影响人数、关注视野也比较局限，整体性、有影响、制度化的事件与长时间段的培育机制，仍然没有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FA奖以及这个评价制度，包括后续动作，就抱有更高的期望。这次选出的四十位入选、十二位入围的优秀青年建筑师们，呈现出了直面现实的多样化努力，呈现出了有可能弥补过去近四十年大建设时期我们已经错失了的为建筑学做出本土有价值贡献的潜能。
我们行业上下，应该破除观念及体制上的条条框框，让这批青年才俊，包括更大数量的青年建筑师，得到在实践界和学术界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我们行业的未来，就是在帮助我们建成环境的未来。
